生态批评专题| 龙其林：非人类中心膜拜、生态批评泛化及思想主题癖--对当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常见问题的批评
关键词:生态文学研究 概念界定 批评限度 研究范式
当下的生态文学研究俨然成为一门显学,不仅出版的着作、发表的论文连篇累牍,获准立项的课题、出版的学术着作也令人应接不暇,以生态文学为研究目标的学者、准学者们不断冒出.那么,当代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为社会留下了一份怎样的财富呢?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生态文学研究界里,我们是否能够从不断制造的生态文学研究着作和论文中寻找到多少独具匠心的发现,并以此为指引准确地把握生态文学的内在特质.
一、非人类中心膜拜:生态文学的概念界定及其衍生的问题
在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被视为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着作.在这部专着中,王诺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1]11 同时,作者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强调,即"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1]7.应该说,王诺的这个定义是比较全面的,他从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等方面概括了生态文学的一些特点,自然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自身并不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中间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首先,王诺认为生态文学应该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任何夹杂人类利益考虑、涉及人类利益的价值判断均不属于生态文学,由此衍生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俨然成为判断作家、作品是否属于生态阵营的重要标准.事实上,这个概念在较为具体地而苛刻地界定生态文学的性质时,自然也将生态文学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内,概念的高标准与文学创作的实际便不可避免产生了严重的裂痕.王诺虽然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生态文学概念,但在《欧美生态文学》的文本选择上显然难以找到符合其标准的作品,于是不得不将一些与概念存在较大差异的作品选入其中.我们只需翻阅《欧美生态文学》中涉及到的作品,便可发现这些作品内容与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欧美生态文学》中,王诺以普里什文为例,指出了他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复杂的,既创作了大量歌颂自然的作品,也经常在作品中流露出非生态的态度和思想.以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为标准,普里什文自然难以归属于完全的生态作家之列.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同样是思想复杂、时常流露出非生态甚至是反生态思想的梭罗,在王诺的书中却成为了"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1]107.实际上,梭罗生活于 19 世纪的美国,工业文明逐步发展并表现出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使得梭罗得以窥探工业社会的病症,并流露出自发的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但是,由于这种生态思想更多地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因此并不完善,有时还不免夹杂一些非生态的思想和行为.工业文明对于宁静自然的侵扰,使得梭罗对于铁路和火车有着本能的反感.但是,他同时又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出了赞美之声:"商业出人意料地自信而又沉着、机灵、富于进取心,不知疲倦为何物.然而,他所采取的方法却是很自然的,比起许多充满幻想的事业和带有感情色彩的试验来尤其如此,因此它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当一列货运列车从我旁边呼啸而过时,我感到精神抖擞,心胸开阔,我闻到了各种补给品的气味,从'长码头'到尚普兰湖一路上散发着它们的香气,令我想起外国各地,想起了珊瑚礁、印度洋、热带地区以及浩瀚的地球."[2]96 又例如,在谈及打猎时,梭罗不经意间又流露出了非生态的思想 :"我既不可怜鱼,也不可怜饵虫,这已成了习惯.至于捕鸟,在我背着猎枪的最后几年,我的借口是我正在研究鸟类学,只找寻一些新的或少有的鸟类."[2]172 既然梭罗与普里什文的创作中都存在着不少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难以臻于其所界定的"生态文学"的范畴,那么王诺为何厚此而薄彼,褒梭罗而贬普里什文呢?很显然,梭罗的作品也不可避免与普里什文一样的问题,可是王诺的评价为何截然不同呢?若再进一步追问,以此概念作为标准,世界上又有多少作品能够完全符合其要求呢?这或许是王诺再行文之时远未考虑清楚的问题.依照王诺的概念,则生态文学必然被奉上祭坛,令人只可远观而无法企及.
其次,王诺所谓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本身即包含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作为尺度的,生态系统本身是无言的,强调对此类作品的价值判断就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人类价值内涵,难道世界上可以有评判者完全超脱于人类世界之外、完全不受其影响?正如李文波指出的:
"如果说,文学的任务是揭示人的生存状况,勘测存在的深度,生态文学在这一根本点上是与其他类型的文学是没有区别的","'生态'不是目的,'生态文学'也不是旗帜,它仅是对大地启示的一种深思和回应.它不是狭隘的、守旧的、自给自足的文学观念."[3]3
王诺生态文学概念存在着的这两个致命问题,根本原因乃在于作者过于强调生态文学的特异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学内涵.出于对之前文学创作中过于强烈的人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意识的反拨,王诺强调了生态系统本身的整体利益,这对于纠正人们的思想是有所助益的.但他将生态文学的人学性质忽略得过于彻底,突出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淡忘了人类的思想、情感及其价值判断在生态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内在的矛盾,所以便出现了《欧美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文学概念标准之高与文学作品人学性质难以祛除的矛盾,于是王诺便不得不将一些明显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作品也悉数纳入到生态文学的范围,从而造成了概念与作品的不对应的矛盾.例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华兹华斯的诗歌、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加里的《天根》等均属于此类.或许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态文学标准过于苛刻,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的行文中不得不对其生态文学选择标准进行了扩大,指明"本书所讨论的生态文学,既包括典范的生态作家、作品,也包括其他作家的生态思想及其在作品里的表现"[1]16,这事实上是对其生态文学概念的必要修正和补充,但却无意中暴露出其生态文学概念本身的突出问题.
如果说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由于过于强调了生态作品的自然属性而导致了范围的狭隘和创作实际的脱节的话,那么其他一些研究者的概念则存在着过于宽泛、随意化的倾向.张力军主张以环境文学来命名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即环境文学是"以强化人们的环境意识为出发点,不仅揭露破坏污染环境的坏人坏事,环境观念淡薄的丑事蠢事,还大力讴歌为促进环保事业发展默默做出贡献的广大环保工作者,歌颂关心生态环境、热心环境的新人新事,新的道德风尚.同时抒写祖国壮丽的山河,描绘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美妙的关系,从而升华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环境伦理道德,也是它的一项重要使命."[4]1 这个定义从内容角度界定了环境文学的主要特征,指出了人类作为主体在保护自然环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若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中具有的狭隘性,即环境文学的"环保"内涵过于强烈,且具有明确的时代内涵,以此为标准则必然意味着将非此类题材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排除考察的范围.有的研究者比较认同"自然写作"的概念,认为自然写作可以较为广泛地表现对自然的抒写,并明显地扩大了概念的内涵,众多描写自然的文学都可以被纳入此类.例如,孙燕华的《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即是持此观点.较之环保文学、环境文学等概念,自然写作、自然文学无疑有其优势.但是,自然写作在突出自然意义的同时,也有其明显的局限 :自然书写只是聚焦自然本身,而忽视自然对人的影响、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自然与人的关系等其它方面 ;自然书写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过宽,只是一味强调自然在作品中的存在,而不注重自然本身之外的其它生态因素的构成.如果以自然文学或自然书写概念作为依据,包括余华的《自杀未遂者的讲述》、莫言的《酒国》等在内的大批作品将被逐出生态文学的行列.上述关于生态文学的界定,都是从文学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处着眼,因而存在着概念内涵过小、贴近现实而缺乏精神超越等弊端.
何向阳在《肩上是风》一书中则主张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表现的思想角度出发,用生态小说来代替环境小说 :"生态小说又是大于环境小说的,其中的大悲悯使其轻易祛除了结构、故事甚至美文式的辞藻,只有与心理的严整与精神的内守相一致的对生命本体的尊崇和面对宇宙生命万物的质朴与谦逊"[5]199 何向阳虽然是就生态小说而论的,但这种观点无疑可以扩展至生态文学的其它种类,因而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何向阳也据此挖掘出了张承志、张炜以及史铁生等作家作品中的丰富生态涵义.但问题是,过分注重文学作品的精神旨趣并以此为标准判断作家创作的是否属于文学作品,不仅会因评判标准的主观性导致理解的随意性,而且也极有可能使得研究者耽于思想臆测作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例如,生态诗人、诗歌评论家华海曾提出生态诗歌(文学)的"梦想性"主张,他认为所谓生态诗歌(文学)的梦想性"主要是指诗人以语言的梦幻重构自然,重构诗意的'家园',自然与精神在艺术的境界里得到了升华、融合,这是'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和谐共生理想境界在诗歌意义上的表达,这既是语言的梦幻,更是一种精神的'诗意栖居'.这种梦想性深深浸透了生态哲思,弥合了破裂和伤痕,超越了悲剧的忧伤,真正显示出生态诗歌内在的温暖、和谐和光芒."[6]94 我们不难理解华海提出生态诗歌(文学)梦想性的理由:面对生态文学创作局限于具体的自然环境、狭窄的现实空间,生态文学创作理应具有超越现世生活、向精神彼岸持续挺进的动力.但是华海关于生态诗歌、文学梦想性的主张与何向阳关于生态文学精神性的概念一样,脱离了具体可判的题材、内容,因而缺乏可操作性,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在面对同一部作品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由于判断标准的过于宽松,一些原本可能并未包含生态意识的作品,在评论者的梦想性或精神性的观照下,被涂抹上了一层生态诗意的色彩,反而成为了典范的生态文学作品.
例如,东荡子的《月亮》写的是被作者赋予了精神色彩的月亮 :"月亮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她优美地高悬 / 我们在她的笑容里散步恋爱 / 做着梦看见幸福的来生 / 我们还在梦里想象更多的月亮 / 最后一个月亮是黑色的 / 我们摸索着点起篝火 / 少女在轻轻唱歌有些忧伤 / 强盗在沉默从马背上下来".很明显,这首诗描写的是诗人对于月亮的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印象,并未表现出生态意识.但华海却从生态文学的梦想性出发,阐释出了其中存在着的生态意识 :"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只是个黑暗的星球,分布着冰冷的环形山脉,因为想象她才发光,'她优美地高悬',我们也由此获得完美和幸福.可是,黑暗是无所不在的,光明与黑暗本来就同构于时间的正反两面,永远相依相存,即使在梦想的精神世界里,也会出现黑色的月亮","那么,如何消除黑暗呢?也就是如何抵抗或消除人类生存的环境中可能有的各种不利因素--它包括自然的、人为的身体和精神中纠缠的各种痛苦与灾难,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完整性'呢?东荡子们给出的道路是 :批判和梦想."[6]76一首表现人类关于月亮感受的诗歌,竟然可以从中解读出明显的生态意识,如此文本解读确实令人惊诧莫名,想必作者读过之后也会惊奇于自己诗歌的丰富内涵.纯文本的解读本身并没有错,但解读者的阐释必须有所依据,而不能天马行空般地付诸于瑰丽的想象,否则便只会远离作品而沉溺于幻想.
二、生态批评泛化:生态文学研究的限度问题
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任何概念、研究方法都存在着一个适应范围和有效性限度的问题.如果忽略了研究限度的存在,而一味套用概念和方法,则很容易在学术研究中造成认识偏差甚至是全然无效的问题.在当下的生态文学研究热潮中,对于生态一词的热衷,使得许多缺乏足够作品积累和概念厘定的研究者蜂涌而至.一些研究者在对生态文学的概念、发展以及创作缺乏足够了解的情况下,盲目照搬生态学说,套用生态文学概念,在缺乏文本细读的条件下强行阐释,于是造成了文学研究中生态概念的泛化和生态批评的无限扩张问题.
作为自然整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动物,在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它们也就成为了生态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对象.并非所有的动物叙事都归属于生态文学的范畴,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但问题是,在当前的生态文学研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不良倾向,即研究者不从作品的整体角度对动物形象进行分析、判断作品的生态属性,而是粗陋地、简单地认为只要作品中出现了动物形象就是生态文学.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研究态度,造成了生态文学概念失去了应有的限度,呈现出日益泛滥之势.这种粗暴的研究方法,在扩大生态文学研究范围的同时,也使其走向了一种空泛与虚无.例如,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程大种和一条名叫太平的狗在城市经历的种种辛酸、曲折,由此反映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与人们的痛楚.从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动物叙事在这里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隐形标准意义.正如陈佳冀所分析的:
"这部作品赋予太平狗人的思维和灵性,以狗的视角看待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人狗互文的叙事策略,使人与狗的悲惨命运形成隐喻性同构,无形中拓展了文本的悲剧意蕴和对命运的不屈抗争空间.作者对太平狗的设置别具匠心,它是以与主人程大种相悖逆的形象跃然纸上的."[7] 原本属于社会批判范畴的小说《太平狗》却在隋丽的《现代性与生态审美》那里具备了生态动物叙事的意义,并认为陈应松的《太平狗》等作品"将生态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生态危机意识的展现和生态观念的阐发都达到了新的层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对自然、对土地、对生命价值的思考."[8]9 动物叙事既可以是生态意义上的,也可以是非生态甚至是反生态意义上的.衡量一部作品中的动物叙事是否具有生态文学的意义,关键在于看这部作品是否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动物权利和保护动物的意义,是否将动物的命运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只要作品表现了人与动物就必然具有生态学意义.
其它的一些着作也存在着滥用"生态文学"的不良倾向.一些作品只要写到了自然,便被研究者一概纳入到生态的概念之下,而没有细致地分析其中的自然在整部作品中所起到的作用.例如,在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作者就将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归于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之列.翻阅作者如此取舍的原因,发现其理由居然是由于"《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就是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晶莹剔透的生命形式","大自然中初生生命的华美与娇羞和在爱情中朦胧绽放的少男少女生命的华美与娇羞是相互映衬、相互激发的"[9]69,这样的阐释自然不能令人信服.若以此为标准,则几乎所有写到了人(尤其是乡村人们)的作品都可以被视为具有生态意识,因为它们同样是"在大自然中成长起来的晶莹剔透的生命形式",也和大自然"相互映衬".同样是在该书中,作者在分析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时,紧紧围绕高粱是否杂种作足了文章,并且认为杂种高粱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生态,只有纯种高粱才是自然的、生态的.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杂种高粱是经过人的改造的大自然,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了大自然的原生性和审美性的.而对纯种高粱的追求,是对大自然的追求,也是对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生命的淋漓元气的追求."[9]72-73 如果说作者认为杂种高粱因为经过"人的改造"而牺牲了原生性,那么纯种高粱难道不同样是需要经过人的耕种、施肥和管理的么?这是否也是一种"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呢?不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出发,而是抓住细枝末节进行过度阐释,往往得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但这种琐碎的研究并未引起研究者们的足够警惕,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既然纯种高粱可以作为生态意识的一种反映,那么在处于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自然更有理由被列入生态的行列.在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随意比附生态理念的倾向.伍尔夫的小说《丘园林》描写了一只蜗牛爬行的过程:"在椭圆的花圃里,大约两分钟之久,蜗牛的壳被染成了红色、蓝色和黄色,它现在在壳里动了动,然后开始在松动的土块上爬行似乎它的前面有个明确的目标,在这方面,它和试图在它前面经过的那只高脚且有角的绿色昆虫不一样.这只昆虫触须抖动了一秒钟,似乎在斟酌着,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快速地、奇怪地跳了过去."这种纯粹的生物学的描写,在《英国生态文学》中居然成了生态意识的表现 :"在这里,蜗牛的爬行和花园里穿梭来往的人们的对话形成对照.到小说最后,花、蝴蝶和人类的声音全混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中的东西不是绝然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10]242
缺乏对生态文学概念、历史的了解,没有大量的生态文学经典阅读与审美标准的形成,而盲目以生态理论强行阐释,进而寻找一些所谓的自然细节作为支撑,是时下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当生态文学研究跃出理应具有的学科边界而朝着无限宽广的领域一味前行,其结果只能是在演练生态文学概念的过程中抹杀其本质内容,必然会对生态文学研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思想主题癖:生态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一般而言,文学研究中常见的研究方式有三种:一是以文学为对象的历史文化研究,也就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审视;二是以历史学的眼光从事文学研究,包括从通史、断代史、编年史等角度分析文学现象、作品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现象、流派等的发展进行分期和概括;三是对作家作品进行思想、艺术分析的方法,包括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形象、结构、语言和意境进行分析等.在这三种研究方式中,真正具有文学本位意识的是第三种,即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进行分析的方法.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范式中来看,正常的文学研究理应是各类研究方法竞相呈现、异彩纷呈,从而实现学术的百家争鸣.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中,大多数研究侧重的是生态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或断代研究,例如分析生态文学的形成过程、发展过程等,或是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研究,而较少出现对于生态文学结构、语言和意境的艺术化分析.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人们更喜欢从事作品思想主题的分析,依凭既定的标准判断作品是否属于生态文学、以及哪些内容体现了生态思想,以此为模式进行批量化的批评复制.于是在当前国内出版的诸多生态文学研究着作或是博士学位论文中,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均是对于生态文学思想内容的重新审视,而缺乏多角度、立体式的文学分析,因而难免造成生态文学研究过程中的撞车甚至是雷同现象.就我手头所有的资料来看,在国内的生态文学研究着作或学位论文,例如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韦清琦的《走向一种绿色经典 :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王军宁的《生态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吴景明的《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张晓琴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张鹏的《大地伦理的诗意呈现--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等,多强调的是对于生态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作品主题的分析.不是说不能从思想内涵的角度审视生态文学,而是单一的生态文学思想审视往往演技方法比较简易,很容易造成选题和研究的重复.仅就上面谈及的这些研究成果来说,"新时期生态文学"和"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是众多研究者选题的热点,不仅前者又包括于后者,二者存在时间的重合,而且在研究方式、研究内容和范围上也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对于富于审美属性的生态文学而言,现有的思想、主题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研究者们之所以大多倾向于选择思想内容的生态批评,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的生态文学研究尚处于初期,许多作品有待于生态标准的审视,社会也亟需生态思想的传播和启迪,因而使得很多研究者对于从思想内容角度解释作品的生态意识情有独钟;其次,在生态文学研究中,较之文学本位研究中的其它内容,思想内容研究无疑属于技术性较强的一个方面.研究者只需掌握生态文学的基本概念,便可以此审视和评判文学作品,从而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批评模式.形成了固定的研究模式之后,研究者不仅可以批量化进行学术生产,多快好省地创造成果,而且获得较大的业内知名度,从而可以抢占学术滩头,掌握研究的话语权;再者,生态文学作为文学之一种的审美属性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从事文学的审美研究往往对于研究者提出了本文细读、文学敏锐和理论修养等综合能力的要求,这也使得一些研究者望而却步,相较之下更愿意选择内容平实、争议不大的思想内容研究.例如,在有关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往往选择苇岸、张炜、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且角度大多都是简单的思想、内容分析,因而经常出现不同着作或论文中作品给人似曾相识甚至是雷同的印象.
不仅如此,在不少的生态文学研究成果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研究附着现实、过于贴近生活的问题.前文中已经说到过生态文学概念过于强调梦想性、精神性带来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梦想性、精神性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就应该被放弃.恰恰相反,在生态文学的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当前生态文学研究一味对应于现实生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突出生态批评的超越意识和精神内涵.只不过这种超越意识、精神内涵并不是漂浮在作品和作家之上,而是沉淀在作品的思想深处,静候着富于洞察力和超越性的研究者揭开这一层神秘的面纱.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即是生态文学研究成果中富于梦想性而又不乏作品基础的典范.在这部专着中,作者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在鲁枢元看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的问题,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症结.因此,《生态文艺学》试图从精神与生态、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着手,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的检讨以及对人类价值的重估,力图为文学艺术研究开拓出新的知识空间.这部着作虽然直接研究的是生态文艺学而非生态文学,但却对国内生态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们既以生态文学为例分析了文艺的生态意识问题,又为此后的生态文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批评视域,此后的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或多或少受惠于此.
不过可惜的是,很多后来的研究者并未自觉地意识到生态批评中的精神内涵,而是习惯性地从思想内容的写实角度理解作品、分析作品.很多生态文学研究者在审视作品的过程中,始终怀揣着强烈的现实焦虑,这直接导致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聚焦现实性的生态事件,批评内容也带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所指性,而对于生态文学的精神性注重不够,从而严重地削弱了生态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审美性和超越性.同时,研究者急于揭示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因而时常在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遮蔽文学作品的丰富生态主旨,而侧重于能够唤醒社会、激发影响的部分,从而影响到研究成果中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全面认识.凡此种种,造成了当前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两极现象的产生:研究数量多而有影响力的成果少,研究成果的思想主旨鲜明而艺术性衰弱.因此,对国内生态文学研究中的一味注重思想主题分析而缺乏审美性研究、聚焦作品中具有直接社会效应的思想而缺乏对于作品的全面分析的现状,我们应该勇敢、敏锐地反思其偏颇的原因和发展的方向,以便及时引导人们确立生态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
对于当下生态文学研究中这些问题的批评,并不是我们的悲观和刻薄,而是对于国内生态文学发展状况的一种必要而有益的反思.回首上世纪末以来的生态文学研究,我们在欣慰于观念更新、生态意识自觉的同时,也急切地期待着生态文学研究的一场变革、一次涅盘,这是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界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我们不应耽于对于生态文学成果的自我满足,更不应沉溺于对于将来的乐观预支,而应该脚踏实地地直面尴尬的现实,一个接一个地应对、解决问题.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迎接国内生态研究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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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其林，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系系主任、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